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泡沫
作者：郑永年
随着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包括大量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生）加入数以千万计的失业农民工队伍，中国高等教育的泡沫破灭了。尽管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并不是一件新鲜事，世界各国都会出现这种现象，但像中国那样大规模的大学生失业队伍为世界所少见。
金融危机非就业危机根源
同样，尽管大量的大学毕业生失业和这次金融危机有关，但只能说金融危机使得大学生就业雪上加霜。就是说，金融危机并非大学生就业危机的根源。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很多年里，虽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已经有很多迹象表明大学生就业危机显现，只是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罢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大改革和大变革。高等教育的大规模升级（如从学院到大学）、大学的大合并、大规模的校园建设（大学城）、无限制的大量扩招，中国的大学改革者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企业家精神。
的确，种种发展给人眼花缭乱的感觉。中国的教育成就令海内外人士感叹不已。多少年来，中国的教育改革者本身也沉醉在年年攀升的各项数据指标上。
在海外，受中国迅速发展的影响，许许多多高等教育机构的目光转向中国，视中国为一块新的财富宝地，要不到中国办教育，要不大量吸引中国学生到国外就学。
中国的教育取得了举世成就，但同时也造就了在可预见的未来难以克服和解决的恶果。恶果不仅仅是大学生失业那么简单。其实，从总体看，失业只是一种表象，其背后隐藏着的危机更令人担忧。
改革结果与期望相去甚远
企业家式的教育改革已经给中国的教育事业注入了一种新的精神、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路径依赖，那就是教育的产业化精神和与之相关的GDP（国内生产总值）主义。
中国的教育必须改革，这是社会的共识。建设高等教育基础设施、扩展教育使得更多的人获得接受教育的权利、为国家的建设培养更多的人才，这些都是社会所接受的。但令人遗憾的是，改革的结果和人们的期望相去甚远。
很难否认，改革的结果是，教育资源加速向少数人集中，越来越多贫穷人家的子弟上不起学，而培养出来的人也不是社会所需要的。在国际层面，中国急起直追，但教育科研水平实际上离国际先进水平越来越远。
除了“山寨版”式的模仿（如各种教育评估体系），中国本身并没有任何教育创新。“山寨版”的特点就是比原版的功能更“全面”和“先进”。中国教育的评估体系就是这样，把世界上的东西拼凑在一起。尽管是向西方学习，但在西方的任何一个地方，找不到中国版的评估体系。例如，西方的学校也会鼓励博士生去发表文章，但绝对没有像中国那样硬性规定博士生要在特定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后才能毕业。类似的荒唐不堪的例子举不胜数。名目繁多的学术恶性腐败也因此而生。
为什么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会导致泡沫的破灭？这就要看谁来改革的问题。在中国，从事教育改革的并非教育专家。企业家式教育改革的主体是政治企业家、商业企业家，再加上一些带有浓厚商业气或者政治气的教育界人士。
商业企业家强调数字，政治企业家也强调数字。他们各自获得了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但却牺牲了教育本身的利益。
教育“大跃进”不可持续
公平地说，如果没有政治企业家和商业企业家精神的结合，中国的高等教育（和所有其他方面的教育）不可能发展得那么快。例如前些年炒得沸沸扬扬的遍布各省的大学城就是政治和商业利益结合的杰作。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两方面力量的合作，中国的银行能够提供给大学那么庞大的贷款吗？结果怎样呢？大学背上了数以千亿计的债务。
要是在其他国家，中国很多负债累累的大学早已经破产了。因为有各级政府在背后强行撑着才没有倒下来。大学的负担成为政府的负担，政府的负担最终还是社会的负担。
利益导向的教育改革可以造就大跃进和泡沫，但泡沫的破灭也是期望之中的。从很多方面来说，这种方式的教育改革是不可持续的。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这种教育体制培养的并不是社会的有用之才。原因在于中国的教育改革并没有同中国本身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有任何的结合。
在今天很多发达国家，教育改革总是和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结合在一起。中国没有这种关联，因此造成了一方面企业缺乏技能人才，另一方面大学生找不到工作。
在中国的企业，无论是外资还是内资，都发现中国的大学生并不具备一两种有用的技能。很多外资企业需要亲自到中国培养有用的学生。
这是中国人才的大浪费。实际上，缺乏有用的人才已经成了中国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的一大障碍。
粗放式、低层次的教育扩张也使得生源不可持续。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低品质，大多数人是非常了解的。很多年来，从政府官员到一般有钱人家，纷纷送子女出国留学，希望子女能够在国外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当然，他们的子女能否真正学到东西是另外一件事了。因为很多的国外大学就是看准了中国父母的口袋）。
这种教育制度在财政上更不可持续。教育发展的资源一方面来自政府财政，另一方面来自社会。现在看来，这两方面都难以为继。
政府的财政支持不可能毫无限制。从很大程度上说，如果没有好的教改政策，政府投入越多，教育品质就越坏，社会投入就更少。
一般说来，如果学校能够培养社会有用人才，社会和政府就会对教育有更多的投入，这应当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因为中国的大学不能履行这个功能，大学、政府和社会之间已经开始走上恶性循环。
郑永年并非泛泛之辈，可惜这种人才在中国真的不多,而他们指出的错误却不断有人在犯。我在博客上放上了他的链接，大家可以仔细去研读他的文章。
郑永年（1962年－），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中国政策丛书”（China Policy Series）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World Scientific）“当代中国研究丛书”（Ser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共同主编。历任中国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MacArthur Foundation）（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 rthur Foundation）（2003 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
郑永年于北京大学获得国际关系学士（1985年）、政治科学硕士（1988年），并留校任教；后赴美国留学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科学硕士和博士（1995年）。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先后出版专著13部。其中，英文著作5部、中文著作8部。英文著作包括《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he InterRet，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7）：《中国的事实联邦主义改革与中央地方关系的动力》（De Facto Federalism in China．Reforms and Dynamics of Central Local Relations）（世界科技书局，2007）；《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Globalization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和《在中国发现中国民族主义现代化、认同及其国际关系》（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Modernization．Identity．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等。主编学术著作11部，主要包括《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和新世界秩序》（China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和《中国的开放社会》（China‘s Opening Society）等。先后在《比较政治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政治科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和《第三世界季刊》（Third World Quarterly）等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中国人的民族主义》（1999）和《全球化与中国政府转型》（2003）。与他人合作共同主编了《改革、立法与困境：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出版于2000年；《南巡与后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发展》(2001), 《后江泽民时代领导集团》(2002), 《江泽民时代的中国共产党》 (2003)。
郑永年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经常在报刊及其它媒体发表自己的评论。他在1997年到2006年担任过香港《信报》的专栏作家，2004年开始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写专栏。